1997年叶嘉莹在美国剑桥为哈佛大学本校及外来访问的学人讲演。南开大学供图
“我每天要查生字，然后第二天去上课。我就用最笨的英文连比带画地讲给学生。即便是这样，听课的学生从十六七个一下子增加到六七十个。我过了两年一天到晚查生字的生活，英文进步了很多。”虽然语言受限，但叶嘉莹依然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讲得生动有趣、细致入微，她学习的潜能也在实际教学中被激发出来。因为常在图书馆到半夜，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交给她一把钥匙方便查阅资料。
过了语言关，叶嘉莹有了更多可以支配的时间。“我不但听西方人讲英文诗的课，还听文学理论的课。”叶嘉莹在海外的那段时间正是西方文学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我还把所学到的文学理论都用来分析我们中国的诗词，我可以把诗词的好处都讲出来。”在西方从事教学工作，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是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重要贡献，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教书仅半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史无前例地授予叶嘉莹终身教授的称号。1990年，叶嘉莹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的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1990年叶嘉莹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接受颁发证书。南开大学供图
有学者评价说：叶嘉莹衔接了传统与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与现代出现割裂，许多青年学生已经读不懂历史上众多伟人的经典诗篇。叶嘉莹为诗歌教学带来审美体验，数十年笔耕不辍，通过再度诠释，为古诗词接续新的生命。
精深学养，给学生们美的享受和对知识的热爱；人生态度，让学生们学到豁达坚韧、百折不挠。从叶嘉莹的课堂中，走出了白先勇、席慕容等作家，学为人师，是她一生的持守。
行为世范，“爱国三问”的躬行与回答
1974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叶嘉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坐在飞机上的叶嘉莹俯瞰北京城，不由得流了眼泪。“我看到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我就想那会不会是西长安街呢？是我当年每天都走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回国后她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字，其中有一段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1976年，叶嘉莹的长女与女婿在一场车祸中同时罹难。料理完后事，叶嘉莹终日哭泣，她突然领悟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能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197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揭开了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叶嘉莹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讲学，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
“从1979年开始，我在假期自费回国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尽义务。”漂泊流离数十载，这是她与命运最后、也是最坚决的抗争。叶嘉莹说：“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