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元宵节后的一天,接到朋友通过微信转来的一张截图。2018年2月28曰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官方微博中发布了这样一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但敌对双方都没有使用化学武器。然而这种行径并未绝迹,首先是在1980年代由伊拉克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动用化学武器,并随后针对其库尔德少数族裔再次动用这类武器。现在,叙利亚冲突又迫使文明世界必须又一次抗击这一祸患。”®
这张截图形象地展示了东西方文明本质上的东西。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不仅仅是通过“选择性记忆’’,抹杀了日军“二战”中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美军在越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段话明确暗示,这个世界是由西方国家掌控的,西方国家掌控着规则的制定权、掌握着邪恶势力的定义权,其中包括化学武器、恐怖主义等,即使西方世界俱乐部的成员如日本和美国使用了化学武器,也不算罪过,甚至可以被掩盖。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了“普世主义”或“全球主义”。但是,西方国家征服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比如近年来在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历史学家汤因比严厉批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西方国家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然而,东方国家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到20世纪末,西方文明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字符,自以为是世界的“普世文明”。“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实施文化统治和那些模仿西方的实践的社会去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一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东方人如果站在东方中心主义立场上把东方文明价值观看作是“普世主义”的话,西方就会感到一种威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明当成一种资格,以裁判者和世界文明领导者自居,自认为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半蒙昧和半野蛮”的东方国家事情进行干预。例如,西方国家在大学的哲学和历史教学中,不讲中国哲学和历史,仅在东方语言学中设立相关课程。这表明,中国文化是被排除在西方主导和制造的“现代文明”之外的。例如,中国与西藏正当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西方定义为“奴役与被奴役”“占领与被占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而西方学界和媒体在讨论今天美洲的现实问题时,从来不纠结历史上西班牙殖民南美、英法殖民北美,这是因为它们以所谓西方文明为标准,认为西方国家是作为“文明国家”对美洲进行“启蒙、开发、驯化”,是要把这些地区和人民带入“文明世界”。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客观上是要打破西方宣扬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文明旧秩序,建立一个基于文明互鉴与包合基础上的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国际文明新秩序。哲学家赵汀阳将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之为“化”。化是变易,不是一方之改变,而是互化,是多种文化对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天下人的天下”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文明观,也是“一带一路”的新文明观,习近平主席将其表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的“两会”还将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正确性标准和文明正确性标准。在今天的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中,得标准则得天下。“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就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能否成为国际文明新标准和游戏新规则。如果东方文明世界掌握了政治正确性标准的制定权,东方国家也就掌握了国际话语的主动权。
在党的十九大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了党章。“一带一路”倡议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不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并且在世界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未来“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取得长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伊斯兰世界能否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而中国能否与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取得充分的信任与交流,并长期与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对于“一带一路”未来能否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