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山河如晦，27岁的李大钊挺身而出，呼唤华夏青年高撞报国之钟：“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106年前，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筹备建党之际，李大钊收到陈独秀的来信，与其商议组织名称。李大钊提笔回道：“还是叫共产党好。”
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行程万里，中国共产党依然是那个不忘初心的少年。
今天，无人不识李大钊。很多人对这位革命元勋的最深印象，便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女儿李星华在《我的父亲李大钊》中写道：“父亲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孙女李乐群说：“在我心中，爷爷是一位真诚、纯粹的人。他毕生追随真理，义无反顾地冲破思想的牢笼，将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了崇高理想。”
通过后人的叙述，我们发现，当代青年对这位扭转民族命运的国之脊梁了解得依旧太少太少。
他以38载壮烈一生，昭示今天的青年人：青春无关年龄，而是一种昂扬的生命状态。
为众人抱薪者
背黑暗而向光明
1889年，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恰似长江大河奔流至逼仄的险滩。这一年，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在孩童时期便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见过太多山河破碎的场面。
少年时期，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希望通过法律政治路径，挽民族于危难。1914年9月，李大钊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求学。
然而，腥风血雨早已在书房之外展开。
1915年，日本企图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
26岁，风华正当年。李大钊以笔为刃，接连发表《游碣石山杂记》《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等一系列文章。“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一声声救国呐喊振聋发聩，成为留日学子的精神旗帜。
基于李大钊坚定的反日立场和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投入，学校以缺课为由取消了他的学籍。但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了全面、崭新的探索。1916年，春日暖阳，李大钊远从瀛岛，返顾祖邦，将自己写就的《青春》一文，寄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纪元。与此同时，在北大红楼，为寻求真理昼夜不懈的李大钊窥见了时代的曙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继问世，李大钊成为首位系统向国人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播火者”，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领导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恰如章士钊所言，“五四以来，全国爱国运动几无不唯守常马首是瞻。”
因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过于凶猛，刚刚生根的红色火苗不断受到反动军阀的迫害，一次次危难时刻，李大钊一次次挺身而出。
1920年初，一辆骡车悄悄驶出北京城，留着八字胡的“账房先生”和车内人悄悄低语。几个月前，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关押，出狱后，为避免再次被捕，不得不选择离开北京，护送者正是乔装打扮的李大钊。二人在这辆骡车上，商议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第二年，形势愈发紧迫，北洋军阀长期拖欠公教人员薪水，引发北京部分高校开展索薪斗争，作为八所院校职工联谊会主席，李大钊第一个冲锋在前。
从1921年建党到1927年牺牲，短短6年时间，李大钊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每年的5月1日，他都鼓励学生和工人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鼓舞工人争取自身解放。冀东的农村、长辛店的工厂、开滦的煤矿、张家口的兵营，都有他和学生们的身影。到1924年，京汉铁路沿线便成立了十六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整个北方的局面，那捧从苏俄取来的星星之火，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工人基础，只待东风，即可燎原。
青年时期的李大钊，选择有很多：他曾被金融专业录取，可以在乱世中谋一家富贵；也可凭同门庇佑，得一族安稳；甚或留在海外，享一生安康；可他明知前路艰险，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却通向光明的路，为众人抱薪。
已识乾坤大
犹怜草木青
自古燕赵多慷慨之士。在后人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李大钊不仅是一位纵横捭阖的勇士，也是一位真诚柔软的仁者。
民国时期，无数进步青年高举思想解放大旗，追求自由成为他们摆脱“包办婚姻”最好的理由。李大钊也支持破除“包办婚姻”，却充分理解自己的妻子赵纫兰，他说：“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最好，百年偕老最属难得。”
在李大钊眼中，赵纫兰既是他的妻子，又像他的母亲，还是他的姐姐。赵纫兰刚搬到北京时，每当有客人上门拜访，李大钊都会帮妻子换上合适的衣服，揽着她郑重地向客人介绍：“这是我的夫人赵纫兰。”少有的闲暇时间，李大钊会尽可能地细心陪伴孩子，陪他们一起唱《国际歌》与早期少年革命歌谣，下军棋，堆雪人。他对孩子们说：“要听老师的话，认真学习，可是脑子用疲倦了，就应当很好地玩一阵。要玩就玩个痛快，要学就学个踏实。”
对家人的理解只是李大钊关照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1925年3月8日，中国妇女第二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李大钊带着女儿李星华参加了这次盛会。李星华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天天气很好，我们心里都很兴奋。在太平湖中国大学的会场里，聚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妇女代表，好像只有我父亲一个是男同志，而全场也只有我一个是小孩子。”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大都是反“传统”的。李大钊洞察世事的言语，时时自省的反思，今日今时读来，依然掷地有声。
他关心妇女解放，是中国的女权先锋和推动女性解放的实践者。他说，妇女不解放，社会就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人们愿意姓父姓就从父姓；愿意姓母姓就从母姓。可是依我看，无论从父姓或从母姓，都不能算是妇女解放的关键问题：只有妇女真正摆脱了家庭的生活琐事，参加了社会活动，并且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回乡时，他常向邻里宣传缠足的危害，他说：“这一陋习不仅伤筋骨，更是对妇女人格上的侮辱。”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反对封建迷信，却不曾一味苛责底层信命的妇女，反而满怀共情：“迷信本来不是好事，但瞎子(算命先生)说几句吉利话，妇女们的心里一时就痛快点，这也是对她们唯一的安慰吧。”
这些想法前卫、新颖，其中细微美妙之处，令人泪目。
用热血浇灌信仰
为世界进文明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很多革命同志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南下。中央准备调李大钊去南方，可他却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
1927年4月6日，清明节，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在被捕的人中，人们看到了那位留着八字胡、戴眼镜的先生，和他一同走出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女儿。
狱中二十二日，李大钊态度镇静，绝口不提共产党的机密。唯留一篇《狱中自述》回顾一生：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记。”
在这篇最后的著作中，李大钊将所有莫须有的罪责包揽己身，只希望当局能释放和他一起被捕的青年学生。可惜未能如愿。
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场，被敌人残暴杀害。38岁的青年李大钊走了，留下六百余篇文章和开拓奋进的大钊精神，成为照亮时代的思想火炬。
李大钊遇难之后，由于白色恐怖，家人找不到一块适合的墓地，直至6年后的1933年，他才终于得以入土安葬。据李星华笔述，那一天，送葬队伍中有一辆骡车，车上装着革命组织为纪念李大钊镌刻的石碑。碑头上镌刻着鲜红的镰刀斧头，署名“革命群众团体”。送石碑的小车很快消失在暮色中，那块碑的事情也似乎消逝在历史中。
1983年，李大钊陵园开始建设，李乐群陪父母参加移灵，那块深藏地下半个世纪的墓碑终于重现于世。她回忆说：“那个场景深深触动了我。每年到陵园，我仍然会去旧址鞠躬。爷爷离开人世99年了，但他们那批先行者开辟了正义事业的道路，历史终究不会忘记，后来的人也没有忘记。”
李大钊牺牲时，只给家人留下了一块银圆。那些与他有关的物件，被我党一一妥善珍藏，用以铭记、瞻仰。他的文章，成为珍贵的党史记录；那张反动军阀用来对他施以极刑的绞刑架，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0001号文物；那座青灰色的墓碑，静穆地矗立在陵园陈列室中……
对后人而言，李大钊留给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名声，而是他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永远在思考，永远在奋斗，永远心怀天下。
李乐群说：“李大钊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一个社会符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座丰碑，不是我们家人的私产。这一点从父辈起已经形成共识，后代人只有责任没有特权。”
父亲李葆华受祖父李大钊的影响，从少年起便参加学生运动，历经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天，有人送来几袋葡萄干，李葆华知道后，随即让人退回，就连被孩子不小心打开的一包，也折价一同退款。这个孩子，便是李乐群的弟弟李宏塔。受祖辈和父辈的影响，李宏塔长大后从一名农垦战士、化肥厂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度过，一生踏实苦干，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前夕，李宏塔获得中共中央授予的“七一勋章”。
“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爷爷的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我曾经是一名医生，上班对医患负责，退休后注重健康快乐，实实在在活在当下，希望能少给社会添负担、多尽力做点儿好事，这也是对爷爷的一种纪念。”李乐群说。
每一代李家人都会认真保存李大钊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李乐群女士与记者的对谈中，她用一句话寄予当代青年——青春要与时代相辉映，青年要与祖国共奋进，永葆青春、继往开来。
留学只为报国
挺起中国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这把青春之火已经燃烧了105年，承载着“留学报国”光荣传统的欧美同学会也已经赓续绵延了113年。
一百多年前，刚刚成立的欧美同学会成为许多进步人士和新文化人士宣传爱国活动的重要聚点。1919年10月12日，30岁的李大钊在欧美同学会会所发表演说时表示，“‘五四运动’系排斥‘小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高瞻远瞩，将革命的目标指向独立、平等、自由。
一百多年前，在出国求知前与回国革命时，李大钊对于自己留学生的身份认知从未改变。他说：“一个青年志士到外国去留学，无非是想给危亡的祖国谋一条出路；如果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腐蚀了，那他真还不如不去呢。你盼望祖国强盛起来是好的，不愿做中国人的想法，却绝对要不得。我们的责任就是打倒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不应当畏缩。不想做中国人是一种亡国奴的思想。用自杀来逃避现实，更是一种怯懦的作法。”
一百多年后，中华大地已遍插赤旗，青春的中国，已经昂首屹立在世界东方。回望李大钊唤醒中国青年奋勇报国的一声声呐喊，其精神内核依旧熠熠闪光。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很短暂，但他播下的种子可以长成一片森林。在无数中华儿女心中，那个在绞刑架前神色自若的守常先生，青春，从未离去。
青春是什么？
青春不是年龄，是李大钊27岁时笔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的豪情。
青春不是容颜，是他38岁时绞刑架前“神色未变”的从容。
青春不是一时，是他播下的火种燃烧了105年依然炽热。
青春是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
100多年过去了，当青春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做到了很多，或许还有一些，做得还不够。
后来者，不会忘，也不敢忘。
来源 ：《留学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