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协和史，半部中国现代医学史。
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创建。一个西医东输的传奇时代由此开启。这里被许多患者视为“辗转求医的最后一站”，也是“生命重新开始的地方”。
同一年秋天，一个从厦门鼓浪屿来的20岁女生，走进了这片琉璃瓦屋顶下的校园。她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成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院士。
她便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她自己一生未曾婚育，却接生了5万多名孩子，每一个由她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写下的英文签名——林巧稚的孩子(Lin Qiaozhi's Baby)。
这个签名背后，是一个女人用一生作出的选择。
当AI可以读片、机器人可以做手术，一名医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林巧稚在几十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1929年6月12日，协和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在小礼堂举行。16名毕业生身穿博士服，从院长手中接过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林巧稚站在队列中，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在如潮的掌声中，她接过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
此时，她已经决定留在协和，并签署了一份特殊的聘书：“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
签下聘书的林巧稚，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作出这个选择。5岁那年，母亲因子宫颈癌去世，在她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学医的种子。在彼时的中国，还有数百万和林巧稚母亲一样被病痛折磨的妇女，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妇女预期寿命仅有35岁……
传记作者赖妙宽曾这样评价林巧稚的人生：“当时医院的苛刻要求，使她错过了谈婚论嫁的时机，她是个学养和品质很高的人，在婚姻上不会将就。她有自己执着的东西，有她所爱的人，相信也被人爱过，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林巧稚在协和工作期间，曾先后被派往英国、奥地利、美国等地钻研深造。这在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是极为难得的。
1940年，林巧稚结束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进修。她在妇产科完成了两年的胎儿生理领域研究，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的证书和金钥匙。此时，日寇对中国的入侵步步深入，战争把中国拖入了苦难的血海。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胶着状态，美国成了很多人的避难所。以林巧稚的资历和能力，可以在美国任何一家医院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而一个人的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对于林巧稚来说，研修期满返回北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乱哄哄的远洋客轮售票处，她买到了一张前往香港的退票，登上了返航的海轮。
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协和，教职员和所有学生被迫离校。为了寻找出路，有人选择出国，有人去外地投亲靠友……林巧稚选择了留在北平挂牌行医。
她在东堂子胡同10号租了一座四合院。院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
医学博士
林巧稚医师
妇产科
就这样，诊所开业了，来看病的多半是没钱的穷苦人。面对林大夫，女人们说出了最隐秘的心事：
——她今年28岁，结婚10年，已经生了5个孩子。实在是生怕了，可不知道怎么避孕。
——她结婚多年了，不知道有什么毛病，一直怀不上，婆婆总是骂她是奸馋懒滑的“白虎星”。
林巧稚用母亲般的心肠对待向她求助的女人，一边给她们检查，一边轻声细语地告诉她们一些自我护理、自我防护的方法，一边思考怎样让她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渐渐地，一句“东城的林大夫是个‘活菩萨’”，传遍了北京城。
一天黄昏，下起了大雨。一个浑身透湿的汉子走进诊室，说家里生孩子难产，两天一夜还生不下来。林巧稚拿起就诊包冲入大雨中。赶到时已是午夜，产妇躺在撤去席子的炕上，血水浸透了身下的草木灰袋。林巧稚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迅速施救，孩子终于出来了。她才发现，这户人家一贫如洗，便默默打开就诊包，拿出几张钞票放在炕头，说道：“她太辛苦了，等她缓过来，多补补。”没等那家人反应过来，她已经消失在了雨夜中。
这样的故事，在协和医院被关闭的六年里发生过无数次。她行色匆匆，在东堂子胡同10号的诊所里，在烈日当空的街道上，在夜色沉沉的星空下……六年里，她共接诊上万人，留下了8887份病历档案。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无数陷入绝境的孕产妇，在这里得到救治，迎来新生命，直到抗战胜利，协和医院复院。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美国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位医生的铭文：“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林巧稚的非凡之处在于，她把这句铭文中的每一个字都做到了极致。
1921年7月，上海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林巧稚坐在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场里，正在答最后一场英文笔试。试题并不算难，但题量很大，需要全力以赴。
突然传来乱哄哄的声音。原来，一位女同学中暑，被抬出了考场，监考的男老师不方便施救。林巧稚顾不上多想，放下试卷就跑了过去。她解开姑娘的领扣，用湿毛巾敷在她额上，喂水，扇风。等到姑娘终于缓过劲来，已到了收卷的时间。
这一年，全国有五百多人报考协和，仅录取25人。林巧稚觉得自己必定落选。但一个月后，她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专门为她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赞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得当。这份报告附在她未做完的试卷后面。协和校方看了报告，又看了她的考试成绩，决定录取。
向别人伸出援手，给别人温暖，是林巧稚一生的信仰。行医一生，她的病人中，有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冰心和吴文藻的三个孩子，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个孩子。但更多的，还是普通的百姓。
康克清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林巧稚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作为一个大夫，她不光是治你病，她对你的终生，什么都为你着想了。”
一年，林巧稚接诊了一位名叫董莉的特殊患者，31岁，结婚6年，第一次怀孕，因身体不适来到协和，检查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怀疑为恶性肿瘤。科室建议尽快手术切除子宫，防止肿瘤扩散。但林巧稚签字时却犹豫了，这样做，董莉将永远失去生育的可能。
她注意到，病理切片不像通常的病变组织那样脆硬。通过查阅了国外的资料，反复研究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一个念头在林巧稚脑海中挥之不去：会不会是怀孕期间在体内激素刺激下，特殊部位的特殊反应呢？
她立马组织专家会诊。病理专家审慎地说，以目前的设备和试剂，对送检组织只能分析到这个程度。其他专家也认为，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很大。会诊结论仍然是建议手术。
手术方案放在林巧稚的办公桌上，只等她签字确定时间。连续几天半夜醒来，她睡不着，翻身坐起，披衣翻书。
半个月后，林巧稚对科里的医生说：“切除患者的子宫，是不能重复的试验。”她为董莉做了检查，写下了这样的检视意见：临床观察患者的症状未见发展，子宫软而富有弹性，与正常妊娠有相同特征，建议定期观察。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一旦判断失误，肿瘤扩散，她将承担全部责任。但林巧稚愿意用自己的职业声誉，去赌一个年轻女人做母亲的可能。她对董莉说：“我当了20年医生，头一回碰到你这样的情况，把我的头发都愁白了。”
几个月后，一个六斤重的女婴来到人世。当董莉怀抱着健康的婴儿出院时，伴随她整个孕程的宫颈肿物自然消失了。几年以后，医学界得出结论：董莉所患的宫颈肿物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具有瘤的形态，却不是真正的肿瘤。
那个在林巧稚守护下出生的女婴，名为“念林”。
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求助信。信中说：“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
林巧稚判断，这很可能是新生儿溶血症。这种病在当时并没有被治愈的先例，贸然接诊可能面临许多风险，但她查遍资料，最后决定试一试。
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决定给新生儿进行全身换血。她把听诊器在手心捂热，轻轻贴到婴儿胸前，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的速度。第一次换血后，婴儿肤色由黄转红；三天后，第二次；再三天，第三次……整整七天，林巧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这个婴儿成为有记录以来中国首例成功抢救的新生儿溶血症患者。
“非凡的爱”不只是温情，还有过硬的医术、敢于承担的勇气。
我只是一幅纱幕
林巧稚第一次读到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诗“我只是一幅纱幕，我整个躯体只是一幅有个孩子在底下睡觉的纱幕”时，反复吟诵了好几遍，深深地赞叹道：“写得真好！”
这句诗，像极了她自己的一生。
她一辈子住在协和，以院为家。虽然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虽然她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
林巧稚的床头柜上有一部老式拨盘电话，是医院特地给她拉的专线。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她曾对学生说：“谁说我没有伴侣，我的伴侣就是床头的那部电话，我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只要我一息尚存，病房就是我的战场，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欧美同学会的医学先驱，她担任中国第一个妇产专科医院——北京妇产医院院长，规划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亚专业发展的蓝图，为欧美同学会医师学会绘就济世报国的精神底色。
但林巧稚的天地远不止医院的妇产科，作为留学归国人员，富有多国学习、生活经验的林巧稚，成为中国接待外宾的重要面孔。在协和外宾医疗科，她带领团队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友人诊治，并且轻声提醒负责接待的人员：要注意国际影响，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
1972年，林巧稚以副团长身份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访美期间，她出席了旧金山的记者招待会，并在美方专家介绍最新的绒毛膜癌早期筛查技术后，当即提出派学生到美国学习，对方欣然允诺。1974年，她以中国友好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访伊朗，同年赴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会议……那些年里，她的白大褂之外，多了一层“外交礼服”。但无论走到哪里，她开口谈的，始终是病人、是妇产科、是需要帮助的女性。
1978年11月，林巧稚以副团长身份随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出访西欧四国。11月12日，代表团飞抵英国的第二天，林巧稚感到左腿力弱，左手臂失去知觉，被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
她病倒的消息传开后，法国、荷兰等国家的医院纷纷表示，他们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条件，希望林巧稚能在他们国家治病。英国的朋友也劝她留下来，林巧稚却执意要尽快回国。她说：“我知道我病得不轻，单靠药物是治不好的。我需要的是祖国的阳光、空气和水……”
1980年，林巧稚因脑血栓入院，她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如今成了她的病房。躺在病床上，林巧稚一一清点着、安排着那些没有来得及做完的事情，整理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编撰并指导《妇科肿瘤学》《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等书的稿件。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一阵悸动后，血压骤然下降，呼吸停止，心律不再搏动。临终前，昏睡中发出呓语，急促地叫喊：“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过了一会儿，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三个，真好！”
阅尽82载寒暑春秋，林巧稚走得十分安详，仿佛值了一个长长的夜班后进入了梦乡。她留下了一份遗嘱：
三万元积蓄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
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用。
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上。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
这是林巧稚的墓志铭。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国有良医，是吾辈之幸。
(文|范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