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的一天，傍晚燥热余韵未退，结束一日繁重的临床实践，于我而言，印度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Ayurveda)的图书馆无疑是最佳的休憩之所。赤脚走进阿育吠陀医学书籍阅读区，坚实的地面沁着丝丝清凉。在满是异域面孔的学校里，我是唯一的中国人。落座桌前，印度医学著作《Charaka Samhita》(《遮罗迦本集》)、《Sushruta Samhita》(《妙闻本集》)等典籍在案头随性排布，泛黄的纸页间，通俗英文译释与古朴梵文交错相融，典籍之侧，稿纸上工整的中文落笔清晰，奇妙的缘分让三种文字汇于一方书桌，织就出一道文明对话的景致。
在马来西亚求学期间，经过层层筛选，我有幸入选了阿育吠陀专修班。一、二月份在拉曼大学传统与辅助医学中心学习理论，三月远赴印度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进行临床修习。这场奔赴是一场阿育吠陀的研学之旅，更是一场与南亚异域文化的深度对话。
邂逅印度医韵
2月11日，2026年阿育吠陀日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学员代表发言，感慨地说道“中医学与阿育吠陀医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结缘”。山川异域，医道同源。自秦汉伊始，中印两国医道已悄然互通，盛唐之时，佛学东传带动深度融合，《外台秘要》《千金要方》等典籍，收录大量阿育吠陀精髓，见证两大传统医学跨越山海的相知。当我说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医学以外的传统医学体系，我会认真学习”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三月的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附属医院多了一个中国学生。问诊时，我用英语与患者沟通，抽丝剥茧，力求抓住疾病的蛛丝马迹；治疗结束时，总以一句地道的印度语“Jai Shri Krishna(祝您吉祥)”送上祝福。好友Lalita Parashar医师，打趣我说“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真有点像印度医生呢”。“Jai Shri Krishna”是我掌握的第一句印地语，也是我常常挂在嘴边的问候。但不知从哪天起，不少医生和患者也学会用中文跟我说“你好”。语言为桥，一来一往间，情谊悄然生长。
潜心问道研学
在印度那段时间，最深刻的体验莫过于在陌生领域的探索。我常在深夜对着电脑发呆。阿育吠陀“五元素与眼科疾病的关系是什么？”“不同多沙体质的差异性有哪些？”键盘敲了又删，删了又敲，典籍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白天跟诊看病，晚上整理笔记，一个问题想透了，又冒出下一个，每一刻都在头脑风暴中煎熬，又在坚持中收获欣喜。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临别之际，我拿着第一篇阿育吠陀理论研究成果，忐忑不安地呈给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Dr.Neha Tank医生。她深表赞许，简短而恳切地回复“你的文章很好”。那一刻，我心潮难平。一篇论文在跨语际的思维转换中，完成了它的蜕变，而我也在这里完成了我的蜕变。
学习的日子并不总是艰辛与焦灼，亦有数不尽的欢乐。妇产科瑜伽室里，指尖初触印度风琴(Harmonium)，尚显生硬滞涩，踉跄的音符逗得身旁友人抿唇忍笑。在耐心的陪练与一遍遍摸索中，我掌握了印度风琴的演奏技巧，那曲调化作流畅温润的涓涓细流。一曲落定，友人激动得拊掌称妙，门外路过的医患也纷纷探头，好奇这琴音里流淌的温柔。而成长的脉络，远不止于这琴键之间。学术研讨的争鸣、诊疗实践的交谈与那琴音一道，共同编织成这段研学时光的经纬。
以医为桥 行以致远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统医学中心与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紧邻，是一座座浅灰墙面的白镂方顶建筑，既有现代几何的理性克制，又流动着自然的圆融和谐。在日光最流连的侧门，悬挂着一块蓝色门牌，镌刻着白色的“WHO-GTMC”字母。临行前的一天，我与拉曼大学传统与辅助医学中心主任Dr.Te Kian Keong等几位学者伫立于前，沉浸在传统医学的讨论中。“我们一起合个影吧。”身后传来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Dr.Krunal Doshi的声音，随着快门按下，中、马、印三国传统医学领域的三位学者在这座建筑前完成了画面定格。我也更加笃定，新时代留学人既是跨界求学的耕耘者，更是文明互鉴、医道传播的践行者。
几个月后，受拉曼大学阿育吠陀课程主任Dr. Binod Bihari Dora邀请，我在拉曼大学传统与辅助医学中心大讲堂做传统医学专题讲座，在系统讲解阿育吠陀五业疗法的过程中，我发自内心地说道：“建立从‘TCM(中医学)’到‘T&CM(传统与替代医学)’的认识，书写传统医学美美与共的时代新篇，是我们这一代中医青年的责任。”
让世界听见中医的声音，也把世界的智慧带回中国，在互鉴中彼此成就，这便是我的留学路，亦是我的报国行。(作者姚鹏宇为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研究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济南妇幼保健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