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体系中，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天干“丙”属阳火，地支“午”对应生肖马，同时“午”的五行也属火，形成了“双火叠加”的特殊格局，于是便有了“火马年”的说法，亦称“赤马年”“红马年”。这种特殊组合在《三命通会》中早有记载：“丙午天河水，双火炎上而化流”。碰巧今年仅有一次立春，且落在除夕前一天(腊月二十八)，故又称“红马单春年”。
马的奋进与成功的吉祥寓意在民间流传甚广，例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等。古人视马为“行走在地上的龙”，据《礼记·礼运》《尚书》等古籍记载，“龙马”是祥瑞之兽，它“马身而龙鳞”，或说“龙首马身”，能从河中负图而出。最著名的传说是伏羲氏时，龙马从黄河中背负“河图”出现，揭示天地奥秘，开创中华文明。把“龙”的威严和“马”的奔腾结合到一起，象征着天行健、刚强威严，超凡入圣、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
马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亲密的动物伙伴之一，在全球各文明中既是生产力与军事的核心，又是文化想象的载体。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象征既有惊人的跨文明共鸣，又在不同文化棱镜的折射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
首先，马是跨文明的共通符号。几乎所有文明都赞美马的力量、奔驰的速度和纵情驰骋的自由精神。这是由其生物特性决定的普遍认知。从亚述战车到蒙古骑兵，从欧洲骑士到中国将军，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也是英雄气概与武德的延伸。马与武士/英雄的结合体(如骑士、圣乔治、关羽)是全球性的文化母题。其次，马也是地位、财富与权力的展示。拥有良驹、骑兵数量、华丽的马车或马具，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中都是显赫社会地位与雄厚经济实力的直接体现。再次，马也是精神世界与神性的使者。马常被视为连接人间与神界的媒介，在诸多神话中，它为神祇拉车(如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印度苏利耶)，或是被视为具有灵性、能预知吉凶的生物。
马的多元形象更令人关注和好奇。中华文明中对马的分类极为细致，许多描写与颜色有关，如骠是黄色的马；骝是带有黑鬃和黑尾的红色马；骃是灰白色的马；骊是黑色的马。这种细分体现了中国人对马的细致观察和丰富表达。
儒家伦理化视角下的马被赋予“德性”，如“千里马”比喻人才，“伯乐与千里马”探讨识人与用人；良马需具备“忠、勇、仁、智”等品德。从《相马经》的选马智慧，到《天马歌》的神话想象，马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是“天马行空”的精神图腾。在文学艺术中，马的形象被历代文人歌颂，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艺术表征衍生出唐代骏马俑的雄浑、徐悲鸿妙笔下马的激昂，都寄托了对国家振兴、民族奋进的期盼。马被赋予“国之命脉”的地位，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神经网络”，也是经济贸易的“动脉”。在早期丝绸之路的运输过程中，马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天马”甚至成为汉代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动物。
而欧洲文化(尤其是西欧)中，马首先被视为贵族与骑士精神的化身。中世纪起，马与骑士制度深度绑定，代表着荣誉、忠诚、勇气与教养。赛马、马术成为延续至今的精英文化与体育项目。其次，马是征服与文明的工具。作为探险、扩张的重要载具，马的形象与个人英雄主义(如西部牛仔)紧密相连。再次，不少神话与奇幻的经典元素从马那儿激发灵感，从希腊神话的珀伽索斯(飞马)到北欧的八足神马斯莱普尼尔，再到《魔戒》中的影疾，马是奇幻文学中高贵而智慧的伙伴。
倘若从众多民族习俗去探视“马文化”，更是精彩纷呈，无奇不有。谚语云“蒙古人离开马，就像船离开桨”。赛马、马头琴、关于马的史诗(如《江格尔》)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马奶酒等衍生品体现了其全方位的价值。马是萨满沟通天地的坐骑，马鬃被视为连接上天的阶梯，牺牲马匹是最崇高的祭祀。
马在16世纪由欧洲传入美洲后，迅速重塑了其文化，成为狩猎、战争与部落迁徙的核心，象征自由、力量与灵性，羽毛装饰的马匹极具神圣感。在非洲一些国家，马是王权的象征，如贝宁青铜马头；在萨赫勒地区，图阿雷格等民族的骑兵是高贵身份的体现。印度王室把作为祭祀的圣物，《吠陀》中马祭是极为隆重的仪式。白马被视为太阳神苏利耶的化身，也是末世救主迦尔基的坐骑。
纵观全球，马的共性源于其无可替代的生物学功能与人类共同的历史经验，而差异性则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各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从中国的“龙马精神”到欧洲的“骑士风范”，再到草原的“马背生计”，马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共生史与观念史。从农谚警示的“丙午年头火当值”到联合国倡导今年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Rangelands and Pastoralists，IYRP)，马的形象跨越时空与文化，在202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以古老而又崭新的姿态，继续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骐骥驰骋，势不可挡。
(作者陆建非，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顾问，上海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