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依旧弥漫着咖啡与书卷的气息。一个身材不高、操着湖南口音的中国男人，正埋头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编辑着一份刊物。这份刊物名叫《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就在前一年，大革命刚刚失败，他却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选择了另一条路——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位学长就是曾留学日本、法国的成仿吾。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作为作家，他是“创造社”创始人之一；作为教育家，他创办陕北公学(毛泽东同志曾赞“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该校抗战初期输送6000余名干部)，领导华北联合大学敌后办学，新中国成立后执掌人大、东北师大、山东大学等高校，奠定新中国高等教育基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五译《共产党宣言》，还是唯一走完万里长征的教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值此重要时刻，回望这位学长的历程，更感佩其留学报国之志。
从东京到巴黎：弃工从文的青春
成仿吾，原名成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新化县知方团(今琅瑭乡)澧溪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中，成仿吾被称为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
作为留学人员，成仿吾的海外求学生涯，起点并不在巴黎。1910年，13岁的他随兄长劭吾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名古屋第五中学和冈山第六高等中学。1917年夏，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的是“实业救国”“富国强兵”之志。
1918年5月，他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约》的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失败，成仿吾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不过，随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了他心中的理想之火——他开始反思：单靠科技救国未必可行，还需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思想。于是，他毅然“弃工从文”。
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此后数年间，他与郭、郁等人在上海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及《洪水》等文学刊物，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发表了大量文艺评论、小说和诗歌，致力于宣传革命文学和革命文艺理论。
中央党校官网的文章显示，从1924年开始，成仿吾先后被聘为广东大学(1926年8月校名改为中山大学)理学院物理力学及德语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192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并与共产党人林伯渠、孙炳文、毕磊过从甚密。
巴黎入党：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远赴欧洲。他从上海出发，经日本、苏联最终到达法国首都巴黎。在巴黎和柏林，他精研马列主义三年。
1928年8月，在巴黎，成仿吾由何肇绪、詹渭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接手主编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这份刊物成为他向更多留法同胞传播革命真理的阵地。
1929年春，为了把《赤光》办得更好，也为了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仿吾从巴黎移居德国柏林。他一边继续主编《赤光》，一边跟随德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此外，他还自修俄语、法语，很快就掌握了日、德、英、法、俄五种语言。
也正是在柏林期间，他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从莫斯科寄来的信，希望他利用身居欧洲的便利条件，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蔡和森在信中特别指出，恩格斯曾强调各国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最好是将德文版直接翻译成本国语言，不要通过其他文本转译，否则差异太大。
成仿吾即以当时最流行的德文版为底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时间，于1929年夏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德语版首译为中文的任务。为了慎重起见，他委托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这份中文译稿带往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交给蔡和森。但是，因为蔡和森已经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而且不久以后就牺牲了，所以，这份宝贵的中文译稿也就不知所踪了。
不过，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先后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与《共产党宣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载了《成仿吾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一文，向读者介绍了其中的曲折。
193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得到了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请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的编辑徐冰翻译。
这是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两人接到任务后，当即商议决定，把整本书分成两部分，由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利用业余时间译出，译完后由成仿吾总揽统稿。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出版。
这部由成仿吾与徐冰合作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史称“成徐译本”。该译本收录了《共产党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
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使得该译本得以公开印刷发行，质量较高，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在国统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流行到敌占区。可以说，在抗战期间，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是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籍，也是陕北公学马列课程的必备教材，对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5年，延安“七大”期间，成仿吾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次，他对1938年版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一有时间，他就手不释卷，仔细琢磨，反复修改，不断完善，最终完成了全书的校译工作。后来，他把书稿交给了解放社，准备出版发行。但书稿在延安遭受轰炸和随后转移撤离的过程中，不知是遗失还是被毁，又一次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仿吾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工作，出任副校长。1952年，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辰135周年，成仿吾决定第四次校译《共产党宣言》。他挤出时间，不辞辛劳，再一次对延安版《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校译，力求更加准确完整地反映原著的内容和观点。不久，成仿吾就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由此，四译文稿后来作为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供校内使用。
这次校译是成仿吾一人独自完成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般人可能很难体会。他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好在《共产党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1974年7月，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指出各种译本中错误很多，希望能够重新校译原著。毛泽东同志接到来信，当即就批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校工作。”12月，中共中央党校任命成仿吾为顾问，抽调王亚文、李逵六、马其静、郑伊倩等同志协助工作，成立成仿吾校译小组，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校订工作。1975年，遵照毛泽东同志批示，成仿吾第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
为了准确、生动、通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初次出版时的德文原版，然后把它与1883年、1890年等当时通行的几个德文版本对照，结果发现有48处不同。经过逐条逐句地研究讨论，前后历经三次重大修改，最终形成初稿。初稿出来后，成仿吾马上送给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批评指正。另外，还邀请了在京的26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在吸纳各方有益建议的基础上，又对译文进行了多次修订。1976年，新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共中央党校印出试用，同时呈报给中央政治局。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巴黎的《赤光》编辑部到陕北的窑洞，从德文原著到中文译本，成仿吾用半个世纪的校译诠释了何为“信仰”。
归国与长征：唯一走完长征路的教授
1931年，成仿吾从柏林回国。此后他辗转鄂豫皖根据地、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此时成仿吾疟疾初愈，体质虚弱，组织上想让他留在苏区。他却说：“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去吧！”于是，这位当时红军中唯一有大学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拖着虚弱的身体，踏上了漫漫征途。在中国革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和冯雪峰两人亲身经历了长征。而作为大学教授，只有成仿吾一人走完了全程。
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评价长征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透过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的记述，这一评价也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印证。
他在《长征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红军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时的情景。当地群众因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对外来军队存有深深的戒惧，起初纷纷躲入深山。然而，当他们观察到这支队伍秋毫无犯、公平买卖、尊重民俗，态度才逐渐转变。有人悄悄为红军引路，有人主动提供粮食，有人的子弟跟随队伍走上革命道路。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尤其指出，正是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使党从此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指引，长征才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从险象环生走向坦途。这是长征这部“宣言书”最具思想深度的篇章。
长征途中，成仿吾主要承担文化教育与宣传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随军办学、为战士扫盲的经历，从出发时目不识丁，抵达陕北时已能读信写字，并将第一封亲手书写的家书托人带回故乡。这一细节，折射出长征“宣传队”工作的深远意义。它传播的不只是政治主张，更是启蒙意识与人的尊严。
成仿吾的笔下，记录了红军边长征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布告，讲解土地政策，废除苛捐杂税，释放被俘的贫苦士兵并给予路费……成仿吾认为，这些工作的意义，远超军事行动本身。红军所过之处，往往是政治宣传从未抵达的边远地区，大量农民由此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长征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与民心工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具有跨文化视角的成仿吾，特别注重记录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他记录了红军将领刘伯承在彝族聚居地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历史场景，及苗族群众为伤病红军提供庇护的动人往事，等等。这些记述表明，长征这支“宣传队”，不仅传播了革命理想，更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成仿吾的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视角揭示了“播种机”意象的具体内涵。他写道，长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淬炼，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雪山草地间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成长。他以自身为例：一个出身书斋，留学日本、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长征的磨砺中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信仰的力量。这种理解，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用脚步、饥饿、寒冷与同伴的牺牲换来的。
1935年10月，成仿吾随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晚年的成仿吾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而这段蜕变的起点，正是1928年巴黎拉丁区那间编辑《赤光》的小屋，从留法先辈到长征路上唯一的教授，成仿吾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作“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光明网、湖南党史研究院、学习时报、吴起县人民政府等官方公开资料
(作者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