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一位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海外来到南京，将他父亲毕生收藏的、关于南海诸岛的珍贵历史文献，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南京大学。这批文献包括当年的官方晒图、手绘地图原稿等，为维护南海主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这位学者是郑仿健博士，郑资约教授的小儿子。
1946年12月15日，南沙太平岛上空第一次升起了中国国旗。南海的咸湿海风中，一位身材清瘦、戴着眼镜的中年学者站在升旗队伍的前排，手中还握着刚刚完成测绘的图纸。他叫郑资约，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此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南沙群岛专员。而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另一位与他有着同门之谊的学长——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司长傅角今，正在办公室里等待着来自南海的第一手实测资料，准备开启一项注定载入史册的工作：划定中国南海的疆域线——这条疆域线，他曾见到他的老师徒手在黑板上绘制过，又亲眼见到这片土地被日寇抢走，直到日本战败，为国接收。对傅角今而言，重绘疆界、明定主权，既是职责所在，更是家国情怀的必然驱使。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郑资约与傅角今在工作前的求学经历，有着一份隐约的缘分。
傅角今年长一些。1895年，他出生在湖南醴陵王仙镇李家山村的一个农家。1920年，24岁的傅角今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系，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他先后在长沙一中、二中、长郡中学任教，著有《中学地理》教科书。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探寻现代地理学的真谛，他远渡重洋，留学德国莱布齐大学(莱比锡大学)，随后于1936年再度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地理研究所进修。德国地理学以严谨的实地考察和系统的区域研究著称，这段经历让傅角今积累了深厚的疆域勘界理论与实践经验。
郑资约比傅角今小几岁。1901年(一说1907年)，他出生于河北衡水县郑家河沿村，父亲郑际唐是清末官派留学生。1930年，郑资约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受父亲鼓励赴日本东京教育大学地理研究所深造，主修区域地理，获硕士学位。此后他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所继续深造。日本地理学注重实地调查与精密测量，美国地理学则侧重区域综合分析，郑资约兼容了两种学术传统的长处。
海外深造的两人虽然目的地国家不同，但所学皆为求现代地理学要义：如何用科学的方法界定疆域、测绘地图。这份异曲同工，为他们日后联手完成南海划界这一历史重任埋下了伏笔。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两人在国内打下学术基础的学校，看似两所，实际在1949年后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两种地理学的交汇
抗战胜利后，两人先后到了西安，在西北大学地理系任教。傅角今与郑资约虽同为地理学者，但各自的学术侧重不尽相同。
傅角今的学术兴趣更偏向于政治地理与疆域行政。他在德国接受的训练使他擅长从宏观层面思考疆域的界定与国家的版图结构。20世纪30年代，他就编著了《中学地理》教科书，后来又撰写了《重划中国省区论》，系统思考如何优化中国的行政区划。这种对“边界”与“区划”的长期关注，使他对国家疆域问题有着超出一般地理学者的敏感与判断力。
郑资约则更侧重于区域地理与实地测量。他在日本和美国的学习经历，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实地调查能力和精密测绘功底。抗战期间，他率东北大学地理系学生迁校四川三台，随即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地理结构，发表了《三台县附近之地理调查》《三台县城区都市地理研究》《四川人口密度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报告。他还在1942年开始编写《四川地理志》，于1946年完稿，这些成果证明了他卓越的实地调研能力。
正是这种互补——一个长于疆域宏观规划，一个精于实地精密测量——使两人成为完成南海划界任务最合适的人选。
临危受命，当仁不让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应归还中国。但此时的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清晰的疆域图，边界地区存在大量模糊地带，甚至有人从未真正涉足。
1946年初，国民政府内政部成立方域司，专司国土疆界管理。谁来执掌这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傅角今众望所归，被任命为首任司长。这一年，他已年过五十，本可选择安稳的教职，但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副重担。
方域司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随同海军舰队收复西沙、南沙群岛并进行实地勘测。这需要一位既有学术功底又有实地测量经验的人随舰队出航。傅角今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弟——正在西北大学地理系执教的郑资约。
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向西北大学“调借”郑资约，委任他为内政部接收南沙群岛专门委员。郑资约没有推辞。据记载，他还带领4位学生一同赴内政部任职。1946年10月23日，郑资约随同由“太平”“中业”“永兴”“中建”四舰组成的“前进”舰队，从南京出发，驶向南海。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舰队在黄浦江口与各舰会合后驶往广东虎门口锚泊，等待广东省政府接收团队及物资上船，随后于11月8日抵达海南岛榆林港。万里航程，风浪颠簸，但郑资约抵达目的地后，立即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南海主要岛屿的实地勘测之中。
科学的测定，历史的定格
郑资约在南海的工作是系统而扎实的。每到一处岛屿，他与同事们皆不惧艰险，分工测量、勘察、拍照，勘测各岛屿的地理位置、地形面貌等状况。他主持了南海主要岛屿的实地测量，获得了大量宝贵数据。
返回南京后，郑资约即与方域司同仁一起整理实测资料，绘制中国南海地图。他们绘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石岛图等一系列地图。这些地图不是凭空的行政划界，而是建立在实地经纬度测量、地形测绘和地质考察基础上的科学成果。
1947年4月14日下午2时，一场注定载入中国疆域史的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由傅角今主持，议题是西沙、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会议作出了两项关键决议：一是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暗沙(北纬4°)；二是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由当时的内政部命名后公布。
随后，傅角今主导方域司重新审定南海诸岛地名172个，于1947年12月1日正式公布。同月，方域司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用11段断续的U形国界线，圈定了中国南海海域范围。这幅地图按照诸岛所处地理位置，将“团沙群岛”改名“南沙群岛”、原“南沙群岛”改名“中沙群岛”，将“曾母滩”改名为“曾母暗沙”，并明确国界线最南端标为北纬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官方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民主礁”即今天的“黄岩岛” ，这直接证明了黄岩岛从一开始就被包含在断续线的范围之内。
1947年11月，由郑资约编著、傅角今主编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32开，全书96页，系统记述了南海诸岛的历史和地理概况。全书共分七章，是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叙述南海诸岛的历史和地理概况的权威性学术专著，记载了南海诸岛地质地形、各群岛地体构造、气象气候、海流、岛屿滩险志要、动植物、水产、鸟粪、地位价值、历史回顾、作者本人的考察经历等方面内容，并附有大量地体构造、气象气候分布等插图。更重要的是，该书附有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奠定了中国南海岛屿统一名称的基础。1948年初，《南海诸岛位置图》作为附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公开发行。
“绪言”部分，郑资约开宗明义，明确指出了我国国界线最南端之位置：“……最南之曾母暗沙，远达北纬四度，为我国领土之向南突出最远部分。……我国最南部之国界，即包绕南沙群岛之东南西三面。”
在“地位价值”一章中，郑资约进而分析了南海诸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指出它们在国际航行和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提到：“国土之价值，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其空间的价值，一为其地位的价值……南海各岛均布全部海面，平时可供给来往船只之淡水、燃料及气象情报，遇风可作避难场所；战时为给养站和鱼雷潜艇之根据，为情报前哨，其关系交通国防者至大至巨，日人早有侵略野心，战中据之，经营不遗余力，曾发生极大战果。今者光复伊始，应趁机继续建设，力求发展，一以兴本国利源，一以免外人觊觎也。”
傅角今和郑资约完成的这项工作，意义远远超出了地理测绘本身。
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南海诸岛进行系统的科学测绘和地理命名。此前，中国人对南海的认识多来自渔民经验和零散的文献记载，缺乏系统的科学调查。郑资约的实地测量和《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使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从法理角度看，11段断续线的划定，成为我国此后数十年间坚持南海主权主张的核心法理依据。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该线进行了微调，形成了如今广为人知的“九段线”。但从1947年的11段线到今天的九段线，其法理内核一脉相承。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些成果成为中国进行南海问题外交谈判的重要历史依据和法理基础。正如2016年西北大学举办纪念两位教授接收南海诸岛70周年研讨会时所指出的，他们的工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做出卓越贡献”，他们当年在南海划下的每一条线，至今仍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最有力的历史凭证。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南海博物馆等公开资料)
(作者：马圣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