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早些或迟些，都有一件首先记得的事。
我父亲说，他记得的第一件事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街上人很多，很挤，都朝着一个方向急忙地走着。他记得的这件事是台南人民逃难。清政府甲午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台湾人民奋起抗日，从台北开战，没有后援，节节败退到最后的台南。日军占领在即，人们不愿做日本人，凡能迁移的，都由台南乘船回大陆。我父亲记得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件大事，那时他不满周岁。”
这段文字出自作家、农学家许燕吉女士(1933—2014)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她年逾古稀后写下的开篇。她的父亲是我国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1893-1941)。他笔下那篇经典散文《落花生》至今仍入选统编小学语文课本，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风飘絮，雨打萍
许燕吉写到她的祖父只有寥寥几笔：“许南英公，台南人，曾投笔从戎，当了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日本占领台湾后，他举家逃回大陆，失了根基，穷困潦倒，客死南洋。”
整个清代，台湾省共出了33位科举进士，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位居其一。许燕吉笔下的时代背景，是每个中国人提及都会揪心的历史伤疤——1894年甲午战败，清廷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任台南筹防局统领的许南英在这样的情形下，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领导者，率领义军在新竹、台中一带与日军血战。
1895年，面对日军的悬赏通缉，许南英散尽家财，带着许氏家族内渡大陆。年幼的许地山随父渡海，落籍福建龙溪(今漳州)。这段颠沛流离的抗日经历，刻进了许地山的童年记忆，更成为家族代际传递的精神基因。不仅作为父女闲谈间提及的“记得的第一件事”，许地山还在自述中写道：“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安枕。”
随父来到大陆后，许地山在成长中逐渐展露出学识才华与积极进步的政治理念。1919年，正在通州协和大学求学的许地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与郑振铎、瞿秋白共同编辑期刊《新社会》(旬刊)——《新青年》曾赞誉其为“现在一个最具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此后，他与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
除了扎实的国内教育、实践经历，丰富的海外求学经历，也为许地山日后以文化为武器投入抗战，奠定了学术基础。1923年，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一年后，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民俗学等，并在牛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途中，许地山还在印度对梵文及佛学做了一定研究。
当时，海外高校图书馆中一些珍稀的中文文献不让抄录，博闻强记的许地山硬是靠默记的方式，抄回了一批流失在海外的明清文献，因此还在外国同学间得了一个“书虫”的绰号。
从燕京到港大
留学归国后，许地山执教于燕京大学。1927年到1930年间，身在象牙塔的许地山学术成果丰硕，发表了诸多重要学术论文。然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这段平静的时光，只是暴风雨将至前的片刻宁静。
1930年，台湾抗日志士宋斐如(笔名“蕉农”)翻译了日本共产党创建人山川均的著作《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许地山为此译著作序。他在序文中详细说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没有参政权，也没有平等教育权，并大声呼吁全体中国人民关注台湾的苦难。序言中，许地山明确指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政策是“发展日本人在台湾底势力和利益，和排挤中国血统底台湾人”。其中“不要做亡国奴”等语，展现了他坚定抗日、反对殖民侵略、渴望台湾早日光复的情怀。
鲜明赤诚的立场让他在学术研究中遇到了阻力：通常记录许地山离开北京，赴港任教时，往往一笔带过。许燕吉则记述了其中隐情——“后来，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全家大小，连全部家当，又乘车又乘船，辗转数千里由北京到了香港……”
半山区是香港传统的高档住宅区，面向维多利亚港，环境清幽，历来是富商与高级官员的聚居地。1935年，许地山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待遇优渥。携妻女、帮佣共7人，住在香港岛半山区罗便臣道125号——抗战爆发后，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许家便成了许多内地来港人士的暂住地，一直持续到他猝然离世。
1937年5月，徐悲鸿应香港大学之邀，首次赴港办展。作为东道主，许地山与夫人周俟松热情地接待了徐悲鸿，并安排他住在自己家中，两人迅速因共同的志趣结下深厚友谊。在之后的一次家宴上，许地山向痴迷古书画的徐悲鸿透露，他结识的一位德籍马丁夫人藏有满满四箱中国古书画，正在托自己寻找买主。徐悲鸿当即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地山也认为，这批中国古书画不应该继续留存海外。随后，在许地山的联络与引荐下，徐悲鸿前往马丁夫人家中，从箱底发现了一件无款的唐代白描人物长卷。经过许地山从中协调，徐悲鸿最终以一万余元现金外加七幅精品画作换得了此画，并将其视为“悲鸿生命”的国宝级名作《八十七神仙卷》。
1941年，梁漱溟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委派，赴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并亲任社长。同年5月20日抵港，也是居住在许家筹备办报事宜。
香江赤子
除了招待内地赴港的友人，许地山还积极发表文章、演讲，宣传抗日，反对投降。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文协)在汉口成立，这位出身台湾省爱国志士家族的作家、学者，与老舍、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一同当选为理事，并任香港分会常务理事。
很快，他的周围迅速凝聚起了一批同道中人。在许燕吉的回忆中，她父亲的港大的同事，英国人弗朗士，在许地山去世那年，“利用暑假开大货车，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往延安运送海外募捐来的药品与物资。”此外，还有一位女士，“她总穿蓝布旗袍，不烫发，不化妆，在当时的香港是很少见的。我们称她杨先生，到客厅去见过就退出来，因为爸爸总要和她谈许久话。妈妈说她是共产党，我想共产党就是不一样，挺好的。我将来也不要摩登，要像共产党那样。”这位女士是《大公报》的名记者杨刚，亦是许家常客。
报纸的铅字里，镌刻下许地山的赤子之心，有笔力千钧的《七七感言》，有肝肠寸断的《忆卢沟桥》；1940年7月7日，他再于香港《大公报》发表《今天》一文，更是被评价为“向日本侵略者发出的檄文”。文中以“账簿”为喻，写道：“血账是页页都有，而最大的一笔是从三年前的7月7日起到现在被掠去的生命、财产、土地”。
可惜天不假年。1941年8月4日，这位跨越海峡，一直保持一颗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因劳累过度病逝于香港，年仅48岁。一年后许家人全部离开香港返回内地。
2026年，适逢许地山先生逝世85周年，他用短暂的一生，不仅告诉了他的女儿，更告诉所有人，一条写在《落花生》里的朴素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尽管他没能看到抗战胜利，没能看到台湾光复，不过，他一定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和他女儿一起欣慰地看到香港的上空，飘扬起我们自己的旗帜。(作者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